据相关信息，某某比特CEO赵某因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被带走，现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。可以发现，因币圈匿名性、去中心化引发的刑事风险不再局限于罪这个单一罪名，有扩大化趋势。在此，飒姐团队对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进一步分析，以帮助从业者和参与人员明确其中的风险。
从写入我国刑法的时间来看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是早于罪的，罪是作为对犯罪、金融犯罪等特种犯罪而特殊规定的。根据国际反组织的认定，我国防御的刑事立法内容既包括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，也包括罪。罪早已是币圈见怪不怪的罪名，但掩饰隐瞒、犯罪所得、收益罪却常常被遗忘，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OTC平台不会构成这一罪名。在此，飒姐团队提醒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属于广义的，在分析这一罪名的刑事风险时，OTC平台并不因任何理由而具有特殊性。
用专业话语评价，在许多人看来，罪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。在之前的文章中，飒姐团队已提醒大家，这两个罪名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罪在上游犯罪的种类上有着明确限定，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并无此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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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罪明确了。
行为是为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，采取了“（一）提供资金账户的；（二）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的；（三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；（四）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；（五）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”的行为。
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规定的行为类型为：窝藏、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。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的规定更为模糊，并未详细列明行为类型。
同时，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改变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的行为要求仅为掩饰、隐瞒，并未对改变资金性质进行规定。
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的模糊空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其一是行为类型较为宽泛，行为入罪门槛较低，其二是对改变了资金性质的掩饰、隐瞒行为如何处理无法直接从法律规定内容得知。
对于第一个方面而言，行为入罪门槛低意味着刑事风险较高，其他方法的兜底规定更是大大扩张了这一罪名的认定范围。
对于第二个方面而言，单纯由法律规定而言，改变了资金性质的行为应当属于罪，但罪的成立对上游犯罪的类型具有明确要求（虽然修正案在未来对罪上游犯罪有放开趋势）。上游犯罪认定较宽松的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却未提及改变资金性质。
飒姐团队认为，虽然严格依照罪刑法定原则，无明文规定的改变资金性质的掩饰、隐瞒行为不应当受到刑法规制，但由于改变资金性质往往意味着危害性的增强，对于客观存在社会危害性的行为，以社会治理面貌出现的刑法是不会视而不见的。
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与去中心化，将犯罪所得、收益兑换为虚拟货币再兑出为法币的行为不可能不改变资金的性质。这一行为并不是法外自由的处女地，而是风险暗涌的海滩。
在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时，司法机关可能会采取“推定”的方法对嫌疑人“是否明知”进行认定，这一背景下，中立的平台很难自证清白。为币圈从业者“自救”保留空间，飒姐团队认为，至少需做到以下几点：
不打折扣地履行反义务；
加强KYC对用户准入的筛选，将风险扼杀在源头；
积极采取合规评测行为，明确业务范围，留存对自己有利的证据；
若存在新加坡基金会、日本金融牌照、我国香港地区金融许可，在国内建议仅保留我国法律认可的业务形态，切勿以身试法。
币圈的问题，反映了法律与实务操作的摩擦。完全消除币圈，也很难，毕竟只要有需求，就会有供给。
但是，涉币从业者，应当了解法律常识，对于法律禁止的行为边界有所忌惮。同时，时代在发展，未来区块链技术是否会引发进一步的金融创新，未可知。唯有活下来，才能再图发展。希望诸位不要成为的机器，甄别风险，在冬天里活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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